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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柏如先生自传《往事岂能如烟》连载(十四)

2015-03-21 20:43:28   来源:   杨柏如评论:0   点击:
第十四章 一生地图情自1946年起,至今已度过66个春秋。我心系地图,身体力行,从未懈怠。地图,它已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爱了它一辈子,它也让我快乐了一生。然而,我并不是生来就钟爱地图的。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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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一生地图情

自1946年起,至今已度过66个春秋。我心系地图,身体力行,从未懈怠。地图,它已成为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爱了它一辈子,它也让我快乐了一生。然而,我并不是生来就钟爱地图的。1946年秋进入亚光舆地学社当练习生,无非是为了找个饭碗,求生存,希望能有个体面的职业而已。直至我努力学习了2年多,初步掌握了制图技术,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的编制,出版之后畅销全国,几乎月月重版。国家机关、学校、办公室、企事业单位甚至有些家庭,都挂着这幅地图。它如此广受青睐,饱含着全国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从这点讲,它的意义已远远超过了地图本身。这才使我对地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更大的兴趣。

当印度总理尼赫鲁诬我《大地图》是“地图侵略”,敬爱的周总理严词驳斥之后,还让办公室转达了总理对这幅地图编者的慰问和鼓励,总理说:“不要背思想包袱,你们做的是对的,我是支持你们的。”

从此,当我认识到自己的工作,同伟大祖国的尊严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才让我完全跳出了狭隘的个人圈子。认认真真把它当作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份事业来做它,钟爱它!

下面把我一生钟情的地图事业分为三个阶段 来叙述:

一、在地图专业单位的24年

1946--1970年,我先后在亚光舆地学社、私私联营地图出版社、国营新华地图社、公私合营地图出版社和测绘科学研究所等五个地图专业单位工作了24年。参与编制、编创、设计的地图计16个品种,现择其要者略加叙述:

参与编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地图》甲、乙两种。此图1950年初由“亚光”出版,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幅全国大挂图,深受读者青睐;

编制对开《 山东省地图》。1950年秋“亚光”出版。这是我与爱人潘仁英首次合作完成的第一个图种。因是业余编制,获稿费150万元(时币);

业余独立设计、编创以全国六大行政区划为分幅的,粗线条、特大注记的教学挂图。并与爱人编创其中的华东、东北两幅。此图种开我国粗线条教学地图之先河,深受地理教学师生的欢迎;

与爱人一起参与编制了16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1950年“亚光”出版。系当时可供机关干部、教学和知识分子参阅的唯一的一部新编综合性地图集。该图集的第五版,毛主席使用了20多年并注有许多眉批,现存展于中国博物馆;

参与编制了小型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精图》。1950年出版。该图为“亚光”创业时首选编制出版的传统畅销图种的改进版;

作为主要编创者之一的有:1957年版的中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1958年版的《世界地图集》。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具有先进水平地图的代表作,在基本资料更新和科学编图方面,都有长足的进步;

我国第一代《国家大地图集——普通地图卷》。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十二年科研规划中的项目之一,要求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型地图集。我作为主要编创人员之一,在边学边干的10年中,上了我的“特殊大学”(见前文“求学追梦”)。该图集由于“文革”动乱,在完成其主体(省、区图)后被军宣队强令中断,不让继续。当时主管图集的白敏副局长拖着癌症晚期的病躯,在侄儿搀扶下艰难地来到我家,半躺在我的卧榻上对我说:“柏如同志,你是图集室责任编辑中唯一的共产党员,不能眼看着数十位学者、科技骨干辛苦了10年的地图成果毁于一旦。即使只有省、区图,也要千方百计把它印出来。你知道的,我们把解放后至今所有的全国测绘成果都缩编汇集到这些省、区图中了,费了多大劲?这些成果,是今后数十年编制小比例尺地图的基础,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写到这里,眼前又浮现出我一向尊敬的这位平易近人的领导的身影。白敏同志故去40多年了,我怀念他,愿他在天国平安,不再有这类世俗浮沉的苦恼!)这一席话,令我感动。第二天我就找许剑副所长汇报了白敏副局长的嘱托,在许所长冒了很大政治风险,冲破军宣队的层层阻拦,指示我尽力把已完成的图稿刊印出来后,经过大图室同事们多方努力,这才有了眼前的半部大地图集,大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1969年)的问世。

二、在人民出版社的地图业务

地图编辑组的建立

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冲破重重阻力、召开过“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后,久处寒冬的出版界如沐春风,迅速行动起来,恢复各项出版业务。人民出版社更是动作迅速、全面部署。当具体确定要修订重版郭沫若所著《中国史稿》时,责任编辑吕异芳同志为此去拜访了郭老。郭老非常高兴,要求在修订中做到文图并茂,特别强调要插附准确、精美的历史地图。后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尹达所长、林甘泉副所长和陈可畏、刘宗弼研究员初步拟定,需编制的地图在百幅以上。面临如此艰巨的地图编制任务,而当时王传纪同志已退休,黄世绵同志又在病休中,于是,以陈翰伯同志为首的社领导小组决定扩充人员,建立地图编辑组,并责成范用同志负责筹建。范用同志从地图出版社获得信息后,先是从石家庄汽车修配厂商借下放在那里的地图专业人员金应春、卢运祥、杨节铿、丘崇尼、叶泰棋和李茂桦等6位同志,接着又去陕西权家河煤矿将我调入。这样,在1972年底,一个由7人组成(时金应春已去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地图编辑组正式成立。

《中国史稿》地图的编制是一项非常繁重的任务,加之社里其他书稿地图的任务也越来越多,根据工作需要,后又陆续调进了刘寅年、党力文、何春凤(与要求回测绘研究所的叶泰棋同志对调)和范开业等同志,地图编辑组(后改为地图编绘室)发展到了10人。我国除在解放前商务印书馆曾设有规模较大的“舆图部”外,解放后没有一个书籍出版社有过像人民出版社这样规模的地图专业机构。当然,这是在当时特殊任务需要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产物。

副社长邓步城任总编室主任时,一直是地图组的行政领导。他曽多次评价说:“地图组成员专业基础扎实,工作努力,团结协作,是一个具有战斗力的集体。”地图组业务先后由副总编范用、姚洛和吴道弘同志分管。在他们 的领导和全组同志的努力下,多年来不仅及时完成了大量的书刊插图任务,提高了书刊地图的质量,还先后编译出版了十多种专题地图和实用参考地图。计有:

《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郭沫若主编,陈可畏、刘宗弼主持, 人民出版社地图编辑组参与编制;

《俄国历史地图集》,[英]马丁•吉尔勃特编,林穗芳节选,任京译,人民出版社地图编辑组制图;

《简明世界历史参考地图》,北京大学历史系主编,责任编辑刘寅年;

《钱伯斯世界历史地图》,杨慧玫翻译,张郁兰校订,王传纪、杨节铿、党力文等制图;

《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英]吉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中文版责任编辑邓蜀生,制图编辑杨柏如, 人民出版社地图编辑组制图;

《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吴于廑主编,刘寅年、杨柏如总设计,武汉大学世界史组和人民出版社地图编辑组合作编制;

《近代中国百年国耻地图》卢运祥、于春雨策划,人民出版社地图编辑室编制;

《旅游 出差 经商 实用中国分省交通图》,范开业、丘崇尼、杨柏如、金海、章高炜等设计,人民出版社地图编辑室编制,该图册出版后,5年内销售37万册;

《旅游 出差 经商 实用北京市交通图册》,杨柏如、徐树楠主编,责任编辑卢运祥、党力文;

《中华揽胜 北京•天津》,陈昌谦主编,庄浦明等副主编,编纂设计杨柏如、刘寅年;

《新编北京度假旅游交通图》,丘崇尼、党力文、何春凤编制。

上述地图中有5种是世界历史地图,这一图种在当时其他专业地图出版单位均未涉及。他们的问世,无疑给我国地图百花园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其社会效益毋庸置疑,也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应该说,这是人民出版社在地图事业中对社会做出的一份贡献。

《中国史稿地图集》出版的来龙去脉

前文已经提及,《中国史稿》作者单位拟出的图目有百余幅之多,且多数为8开大小幅面。大量大幅面地图插入32开本的书中,装订费事不说,主要是对读者查阅不便。于是我向责任编辑吕异芳同志建议并同郭老商量,可否用图集的形式分上、下两册出版,配合《中国史稿》一起发行。郭老欣然同意,还特地为《中国史稿地图集》题字。这也成为他最后留给我们的珍贵手迹。郭老生前一直关怀指导着这部地图集的编辑工作,在1979年12月图集上册出版时,他已驾鹤西去一年有余,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中国史稿地图集》包括从原始社会到鸦片战争的历史地理内容,是一部综合性的中型历史地图集。编制时以近现代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及考古资料为依据,用今图做底图,古今对照,分色表示。具体程序是,由历史学家确定上图的历史内容,经地图编辑“抄清”成编稿,进行多次审阅定稿后付诸清绘、印制。整个编制出版过程,工艺繁杂、工作量巨大。人民出版社地图组全力以赴,用了4年时间才完成了上册全部74页的编稿和少量图幅的清绘工作。由于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难以完成整套图集任务,于是我向范用同志请示,可否争取与制图力量雄厚的地图出版社协作,图集用两家名义出版。范用同志表示同意,但说用两家名义出版会有投资、管理、发行等多方面的麻烦,不如让地图出版社一家出版会顺畅得多。我当时听了心里有些不平衡,但转而想到一位老出版家不计名义、完全以党的出版事业为重的高尚风格,也就释然了。

我随即将范用同志的意见与地图出版社的肖德荣副社长沟通,得到对方的完全认同。至此,《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未了的清绘工作和下册的全部编绘任务就都转移到了地图出版社。《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于1979年12月出版,下册于1990年出版。该图集从1972年组建地图组后就开始编制,到1990年才出齐,前后历时18年之久,足以说明这项任务之繁重。该图集出版后,被教育部列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也是社会上读者阅读中国通史时的重要参考图。时至今日,仍未见有同类型地图集的出版。

陈翰伯同志亲自引进了《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1981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时任国家出版局局长的陈翰伯同志打电话给我,语气急切,让我立即到他的办公室去。国家出版局在东四南大街,离人民出版社不远,我急忙放下电话,疾步而去。待我到达他的办公室时,翰伯同志正在等我。他指着办公桌上的一本大型英文版《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以下简称《泰图》),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这是一部已被翻译成7种文字、具有较高学术和参考价值的地图集。你看人民出版社有没有译制出版中文本的条件?”我翻阅后肯定地回答:“只要合作方能提供英文原版复制胶片,就没有问题。”翰伯同志听了高兴地说:“好!受《泰图》编辑部主任温克曼之托前来洽谈此事的香港客人吴树炽先生还在客厅里等我的回音呢!”从翰伯同志当时的高兴劲中,让我想起了此前不久他在刘寅年和我面前曾说过的一段话:“我冒叫一声,像我们这样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按现有出版的地图,发展它一百倍也不为过。”翰伯同志就是这样一位对地图情有独钟的出版界领导人。

两天之后,范用同志把邓蜀生同志和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办公桌上的英文版《泰图》说:“这是翰伯同志交下来的任务,要求我们在9个月内译制出版。社里把任务交给了我们仨,老邓任责任编辑,负责组织翻译、定稿;老杨负责双方的合作谈判(总编室的李秀珍同志参与)、组织地图译制和印刷监制。务必抓紧时间,确保任务完成。”他问我们有什么困难?我回答:“经初步测算,9个月期间能给地图译制的时间超不过3个月,必须组织外援,因此要申请1000元的外付稿费。”范用同志听完后当场就拍板同意了。

《泰图》的译制工作紧张有序、进展顺利,于1982年4月如期出版。在该图出版的新闻发布会上,《泰图》编辑部的温克曼主任赞称:“中文版《泰图》是目前已出版的8种文本中印得最漂亮的。”并要求去印制该图的上海中华印刷厂参观访问(后由李秀珍和我陪同前往)。参加发布会的我国史学界、地图界、高校历史系的代表们对中文版《泰图》的出版,从世界文化交流、学术价值以及构图新颖等方面,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人民出版社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编纂过《申报》地图的地图界权威、时任测绘研究所副所长的曾世英先生更是惊叹:“在如此短期内能译制出这样一部巨著,堪称奇迹。”曾老还热情邀请邓蜀生、刘寅年和我到测绘研究所去介绍了怎样“快出图、出好图”的经验。

中文版《泰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版,定价75元人民币可谓不菲。但从初版10000册在短期内就销售一空的状况中,也能窥见社会上读者对它的迫切需求,其社会效益是毋庸置疑的。

开我国制图史先河之作的《大学世界历史地图》

在人民出版社译制出版了几种世界历史地图册(集)之后,善于总结经验的刘寅年同志,倡议邀请我国著名世界史学者,主编一部在我国制图史上从未有人涉猎过的《世界历史地图集》。该倡议首先得到地图组组长卢运祥的响应。他两人同我商量(此时我刚改做行政工作,仍分管地图组的业务),经向曾彦修、张惠卿、范用几位社领导请示,获得同意。不久,武汉大学的吴于廑副校长来北京开会。吴老是我国研究世界史学者中的权威,正是我们理想中的组稿对象。于是刘寅年、卢运祥和我一起去吴老下榻的西颐宾馆拜访他,并说明了来意。吴老当时已年届古稀,且身兼数职,研究、教学和行政工作任务繁重。但他还是欣然接受了我们的约稿,并约定于1983年初夏在武汉大学召开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会上,吴老以对世界史研究的成果——宏观世界史体系,向与会者提出了“从地图看世界历史行程”的编纂思路,给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会后,吴老还亲自厘订图目,对地图布局和内容取舍等事必躬亲,给图集的编纂做了许多具体指导。武汉大学世界史组安长春、夏诚、李植枏等同志和人民出版社地图组的同志们相互切磋,通力协作,经过5年的共同努力,一部亦图亦史、学习世界历史的辅佐读物——《大学世界历史地图——从地图看世界历史行程》问世了,不仅为高等院校世界史专业教学提供了教材,为社会上爱好世界史的读者提供了参考图,也为今后编制世界史地图提供了蓝本,其社会效益不言而喻。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该图编制成本较高,在送工厂付印前通过经理部测算,初版10000册要亏本十多万元。为减少亏损,寇天德同志根据历史地图没有时效可长期销售的特点,建议一次印20000册。究竟是印还是不印?我当时颇感犹豫。此事反映到总编辑张惠卿同志那里,他非常果断地说:“当然要印。”当一部有价值的书稿在出版中遇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发生矛盾时,总是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就是人民出版社。

与时俱进

时代在前进,科技在发展,地图也一样,它的编制技术已经从过去一点一线一字完全凭手工作业,发展到如今的电脑制图,极大地提高了地图编制的效率,节省了人力,缩短了成图时间。人民出版社在上世纪70年代初,叶泰棋同志引进照排机植字,结束了手写地图注记的历史;党力文、何春凤同志在“知天命”之年,不畏困难,认真自学、熟练掌握了电脑制图技术,跟上了制图技术的前进步伐。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都是值得赞扬的。

本节内容,引自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人民出版社往事真情》中“人民出版社地图业务工作琐记”一文。

三、金霞映夕阳

我把一生地图情的第三阶段(退休之后),命名为“金霞映夕阳”。亲朋们也许觉得我这个人是不是太自负了?如果亲朋们知道我与志同道合的爱人在退休后的20多年里,几乎做了在职40年左右的地图工作量。那么,我相信大家会认同我这样自喻的。

一辈子酷爱地图,在退休之后,碰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期。地图出版的严格管理,也有所松动。只要出版社有一定数量的地图专业人才,即可向国家测绘总局申请出版地图资质。我俩建言并协助人民交通出版社创建了地图编辑室就是一例。这说明地图出版的渠道增加了,而我们退休后所编地图的多数品种,正是由“人交社”出版的。

还有就是选题不受牵制。在职时,出图选题必须在编辑部选题论证会上确定后才能立项。退休后,选题则可由我们自己确定。编制完成后不愁没有出版社接纳,可以无拘无束地在地图领域里驰骋。这是何等的乐事?

说到这里,让我想起了一件事:

1989年,因《大学世界历史地图》(集)的亏本,我总觉是件憾事。一直想着要编一本畅销地图,给社里经济上以弥补。于是我设计了一本《旅游、出差、经商、实用 中国分省交通图》,40开袖珍本。以我数十年对地图市场的了解,这样一册从未有人编过的新图种,初版不会少于10万册,且可常印常销。可我想不到的是,此选题在编辑部选题论证会上,认为“这样的地图品种,我们是竞争不过地图出版社的”而否定了(现在想来,可能是地图室提供该图选题的说明不够周详,因而得此结果也不足为奇)。

当地图室卢运祥主任开会回来告诉我之后,我是生气了。当天晚上就去拜访了新华书店汪轶千总经理,说明原委。汪当即表示,这样好的选题,初版20万册毫无问题。他鼓励我尽快编制,由他负责设法出版发行。当我们就此约定之后,我舒心地回家了。且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下午,张惠卿总编找我,说是汪总的儿子上午和他一起开会时告诉他,昨晚我去找他爸的事。张向我解释了昨天选题论证会上太草率,希望我收回与汪总的约定,还是由本社来出版。我说:“出尔反尔,失信于人,这可让我为难了。”最后商定了个办法,由我以外稿形式,业余组织编创,由我社同新华书店总店合作出版发行。这件事后来就这样做了,该图出版后三年共销售37万册,完全符合我原来的设想。

这件事,反映出在职时要做成一件事情,程序繁琐,有多艰难。退休了,就完全不同了,爱做什么地图就放开手脚去做,从来也没有遇到出版社不愿出版的情况。试问世上还有比这更惬意的事吗?

我策划了几个地图选题,找同业中友好听取意见,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共同合作,结果都较成功(各品种的销量最少3万册,多至40余万册)。既增进了业内朋友的友谊,又出了成果,服务社会。

下面就谈谈这20多年来我俩具体做了哪些事 :

(一)建言和帮助人民交通出版社创建了“地图编辑部门”。 人民交通出版社公路编辑室主任毛宝兴同志,是一位有心发展本社地图事业的实干家。有一天,他去公路规划设计院,同我女儿杨平相遇,说起地图,杨平就介绍他来找我。当我俩相见交谈之后,可谓一拍即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从此我就成了他的义务参谋。

“人交社”在此前每年都要出版一本《全国公路运营里程图》,16开红黑两色,在两个居民点之间画一直线表示通公路,线上标注着两地间的里程数,如“32”、或“9”。除此以外,图上没有任何其他地理要素。这是交通部为全国计算公路运价里程标准的统计数据图表,它具有政府颁发的权威性,故也成了所有编制公路交通地图者唯一的里程依据资料,但它绝算不上是一部形式完整的地图。我深为“人交社”占有如此专业的权威资料优势,捧着个金疙瘩却不知其珍而惋惜。遂建议他们从改编《全国公路运营里程图》开始,拓展其他交通地图的编制业务。并立即着手协助策划中型本彩色《中国交通营运里程图集》的编制,我爱人还具体帮助他们做了开本方面的设计。在“人交社”领导支持和交通部的首肯之下,我俩又先后协助毛宝兴、杨真主任:1.建议、联系并陪同去国家测绘总局资料馆购买了50万分之一的全国地图,建成数据库,彻底解决了编图的基本资料和以往各省报来的地图接不上边的难题;2.“人交社”又聘请我俩和叶泰棋(测绘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为特约编审,加上该社自身的专业干部,满足了“人交社”向国家测绘总局申请出版地图资质的条件(要求地图专业人员中至少有2位教授级编审),获得批准;3.帮助开拓既具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双效地图选题;4.推荐聘请和培养制图专业人才;5、介绍承印地图的专业工厂,并陪同他们下厂,传授地图制印中查版、校样等技术。

总之,我俩全方位地为人民交通出版社创建地图业务出了一点力。如今,该社已成为交通地图专业出版单位,出版地图已有数十个品种,在全国地图行业中已占有一席之地。上述那部《中国交通营运里程图集》,成为全国行业中同类地图的优秀畅销书,年销量在10万册以上(近年来随着电子版地图的发展,印数有所减少)。这是我俩在一生地图事业中,人到晚年,做的极有意义的一件事。它远比我们自己编创几部地图(集)更有价值。

(二)化滞为畅,还畅销图以原本价值。 在前面提到的那本40开袖珍本地图册,由于“人社”和新华书店合作双方在经济利益上产生了点矛盾,变畅销为滞销。在三年内销售了37万册之后,年征订量连1万册都达不到了。于是我找了薛德震社长,建议将该图册的出版权,以5000元制版费为补偿条件,转让给“人交社”出版,得允。该图经我俩用现势资料增订后,在“人交社”第一版就印了10万册,年内销售一空,以后多年畅销,还畅销图以原本价值。紧接着我俩又同原主编之一的范开业同志一起,对内容进行了全面增订,并增出了24开大字本和“外贸版”。10余年来,连同原“人社”出版的总印数达80万册以上,化滞为畅,广为流传,深得读者好评。

(三)由我主编、潘仁英和党力文编制的中英对照《 最新中国全图 THE NEW MAP OF CHINA 》全开挂图。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连印三版,深受港人欢迎;还有上面提到的那本畅销图册,也为香港三联书店及台湾晓园出版社相中,要求我们为之改编为繁体字本,命名《中国分省新图》。1993至1995年两次再版。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大陆作者主编、能在台湾出版的唯一的一本全国地图册,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标注,让台湾同胞看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和祖国的秀丽河山,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四)《中华揽胜》、《全国汽车司机行车图》、《中国交通旅游分省图集》、《中国驾车旅游图册》、《中国公路地图集》、《旅游 出差 实用北京市交通图册》,都是我们退休后与同业友好一起编创的,分别由交通、测绘、东方和地图等多家出版社出版,印数分别在3万至20多万册不等;

(五)《国际新闻地理参考图》是近年我俩的创新之作。出版后深得离退休同志和知识界的青睐。在读者来信中,有的说:“感谢您给我聘来了一位新闻地理顾问;我爱收听国际新闻,可那些中东、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等地域名字,还有许多国际组织名称,简直让我雾里看花,弄不清楚。现在有您这部地图,问题全解决了……”读者的认可,是对作者最大的鼓励。我们会珍惜,也会继续努身去做。

还是我那句信条 :“在生活上知足常乐,在学习和事业上不知足常乐也!”至今我仍在感受着这种快乐!

为了让读者更多地了解我国第一代《国家大地图集》的情况,下面附录《出版史料》2010年1期刊登的由刘寅年和本人所撰“ 新中国第一代《国家大地图集.普通地图卷》的编纂”一文:

1958年,国家科委将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大地图集》列为“国家科研规划”。这部大地图集共分四卷,即:《普通地图集》《自然地图集》《经济地图集》和《历史地图集》。分别由国家测绘总局、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经济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负责编制。

国家测绘总局在接到任务后,指定由副局长白敏同志主管,具体编制任务则由地图出版社承担。我俩当时是地图出版社编辑,遂有幸自始至终参加了这项工作。记得白敏同志在第一次动员会上就明确提出:“大图集编纂一定要以三性(政治性、科学性和艺术性)为标准,以出成果、出人才为目标。”这给了与会者极大的鼓舞,也成了编辑部全体同仁工作中的准绳。

《普通地图集》作为首卷,是因为必须由它完成能反映真实地貌的各省(区)图,作为其他三卷图集的地理基础底图。因此,它也是《国家大地图集》必须先行的奠基工程。编辑部主任陈述彭(后授予院士称号)、苏联专家卡娅以及编辑室主任、编辑们很自然地首先想到:“资料是编纂地图的生命线”。白敏同志更是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通俗比喻,要求大家重视资料工作,并确定首先从搜集现势资料开始。

近百人分赴全国搜集资料

1959年春夏之交,全国设有地理系、制图系的知名大学和科研单位的有关教授、学者以及师从他们的研究生数十人,云集北京地图出版社,共商编纂大计。搜集现势资料任务提出后,编辑部立即组织部分师生和地图社制图人员近百人,同时分赴全国各省(区),历经三至四个月的努力,在地方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搜集到的居民点、铁路、公路、水运、水文及地理文献资料,数以万计,极大地丰富了编图的现势资料。记得苏联专家卡娅以开玩笑的口吻对地图社资料室主任凌大夏同志说:“你这下可成富翁啦!”

用一次成图法将比例缩小二十倍

现势资料丰富了,只是解决资料问题的一部分。地理基础底图资料,对编图则尤为重要。普通地图卷中的主体是省(区)图,大部分采用的比例尺是1∶150万,故编稿用1∶100万底图最为理想。然而我国当时的百万分之一地图已经陈旧,解放后完成的大量五万分之一的实测图资料均未用上,用它做编稿底图显然是不合适的,只能另辟蹊径。但要把大量新中国的实测成果,照国家规定的大比例尺编图程序,按部就班地编成百万分之一地图,必须历经多次缩编过程,这就不是三年五载能够完成的,怎么办?于是发动编辑部群众献计献策,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即在1∶50 000实测地形图上,以百万分之一普通地理图六大要素(水文、地形、政区、居民点、交通、植被)的容量为选取对象,用粗线条彩色标描后,通过照相一次性缩小二十倍,经过第二次照相缩小晒蓝,从而获得完全反映地面真实地貌的1∶150万编稿底图。通过十多位优秀作业员近一年的努力,处理了数以万计的1∶50 000实测图,为《国家大地图集》的编纂抢前了至少五年时间,堪称制图史上一大创举。在时隔三十年的1995年重编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地图集》补充新资料时,仍如法炮制。足见新创“大比例尺地图高倍缩小一次成图标描法”在制图工艺中的应用价值。

科学编图 迈上新台阶

为了保证编出高水平的地图,还需具有科学编图的人才。当时国家图集室成员共三十余人,既有从大专院校毕业的大学生,从南京地质学校毕业后工作了两到三年的中技生,也有虽具制图经验但缺乏理论的中年编辑。这样一支队伍要完成高水平的国家图集是有困难的。于是编辑部采取“缺什么补什么,针对性培养”的办法。对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大学生、中技生,重在培养他(她)们的动手技能。派专家辅导,要求他(她)们切实掌握对各种地貌类型的现图方法,反复实践,直到编出合格样图,经编辑会议审议通过,方能正式作业。而对有经验缺乏理论的中年编辑,则采取专家授课,自学地质学、地貌学、小比例尺制图综合原理等书籍,让他们的经验上升为理论,成为科学编图的中坚力量。经过三年时间的边培养、边工作,这支由宁笃义、黄秉成主任带领的队伍,一改过去模拟制图旧法,迈上了科学编图的新台阶。

编绘作业严格按《总设计书》(陈述彭院士执笔)和《分幅设计书》(责任编辑执笔)要求,以“量化选取指标图”为依据,注重对水系特征的表示和地貌类型的塑造;居民点按人口、交通、行政等级、文教规模、邮电局所等资格排队选取;交通网根据其主次和密度选择上图。编稿完成经编辑室认定后,再送各省(区)组织评议和审核,最后修订定稿。历经八年努力,完成了图集的主体二十七幅省(区)图(共三十个省、市、区)。其中西部地区新疆、西藏等图幅,是由地理研究所的谢维汉、吕人伟(责任编辑)、范明华、蒋景疃、左国之等同志完成的。

“图”成半部 人才四散

正当“图集”工作顺利向前推进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军宣队一进驻,就宣布“国家图集项目停止”。这时白敏副局长早已靠边站,且患鼻癌已至晚期。当他听到这一坏消息后,在一个星期日上午,拖着病躯,由他侄儿搀扶着从张自忠路职工宿舍东院,吃力地走到西院杨柏如家,半躺在床上,神情痛苦地对杨说:“大图集遭此厄运,我已无能为力了,你是图集室支部副书记、责任编辑,一定要和许剑同志(1963年大图室由地图社改隶测绘研究所后由许剑副所长主管)商量,千方百计保住来之不易的成果,不能当败家子啊!”老首长的嘱咐,给了杨很大勇气。第二天就向许剑同志汇报。许剑同志也甘冒遭批判风险,立即向军代表提出要求:将数十人八年苦战成果刊印出来,不冠《国家图集》名称,仅供全国作资料使用。几经力争,始获同意。于是国家图集室立即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小组,迅速将编就的省(区)图送测绘局综合队,用当时先进的刻图法取代清绘,高质量地完成刻图后,由上海中华印刷厂承印,终于在1969年以国家测绘总局名义刊印出了缺少专题序图和地区扩大图的半部大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此外还印了一些散装四色素图,由测绘局资料馆分发各省(区)作编图基本资料之用。从此全国编制小比例尺地图的基本底图旧貌换新颜,应用至今四十年未衰,成为制图史上名副其实的里程碑。

1970年国家测绘总局宣布被撤销,国家图集室十年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亦随之四散。去工厂烧锅炉的室主任有之,下煤矿、去建筑公司的编辑有之,更多的当了工人,真是不堪回首。直到1973年国家测绘总局恢复才得以技术归队,分配到中央和地方测绘或出版单位后,他(她)们才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在各自岗位上都做出了可喜的成绩。也可聊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白敏、许剑老首长了。

改隶后国家图集室人员名录:

国家图集(普通地图)室自1959年成立以后,人员组合几经变更。先由王凡、王锡光、黄秉成为正副主任,后又改为肖德荣、黄秉成的正副主任。自1963年改隶测绘科学研究所之后,人员才稳定下来,名录如下:

正副主任宁笃义、黄秉成;责任编辑任三元、刘寅年、杨柏如;编辑林宜兴;审校赵群、丁开祺、黄永跃;编图(以姓氏笔画为序)王宜礼、尹铭盘、孔德福、申士安、叶泰棋、季平、吴仁昌、陈李艮、张宗权、张寒龙、张照铨、郁可可、赵佩华、费洪舫、徐颂德、陶燕夫、黄克明、覃忠德、龚俊津、蔡乃煌、戴荷英;资料员王宏年、周宝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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